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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幽州在什麼地方,為何幽州總是成為叛軍的根據地?
202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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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曾經極具人氣的古裝懸疑推理劇,《神探狄仁杰》系列至今仍受到很多觀眾的追捧。這部作品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莫過于狄公所接手的一個大案——突厥使團被害案。

劇中,以翌陽郡主李青霞為首的反武勢力以幽州為中心,對外聯絡突厥、對內吸附叛黨,幾乎形成了對武周朝廷的「燎原之勢」。聯系起真實的歷史,從新漢之交的彭寵開始,到三國時代的公孫瓚,再到羅藝、安祿山、朱棣,這些亂世梟雄無不是占據幽州為大本營,給中原政權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所以,編導人員將幽州作為反武勢力的老巢,是有著相當合理的歷史依據的。

那麼,為什麼幽州在古代會屢屢成為反中原政權勢力的根據地呢

地利造就的「天府之國」

歷朝歷代,幽州的管轄范圍雖不斷變化,但是其核心和主要區域一直都位于今北京(明清時期稱北京順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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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幽州除北京外,也包括今天津、遼寧各一部。

幽州雖然沒有被《尚書·禹貢》列為九州之一,但其作為一個地名,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有了記載。按《周記》的說法,幽州就是中原王朝最東北的地方。漢武帝時期,劃天下為十三州,設州刺史以行監察之權,其中第一個設置的州刺史就是幽州刺史。

翻開中國地形圖,我們能夠發現,幽州以北便是燕山山脈和壩上高原,東北則為七老圖山、努魯兒虎山,西南以關溝與太行山相隔,東邊瀕臨渤海,是典型的與關中、河洛相仿佛的「形勝之地」,其地利足以有效拱衛中原王朝的東北邊陲。

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就寫道: 「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藩、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而其內部多為平原,又有桑干、巨馬等河流,再輔以典型的溫帶季風氣候,造就了該地區發達的農業、畜牧業,自古以來便是北方重要的產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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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業四年(608年),煬帝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大業七年(611年),煬帝又動用江淮以南民夫、船只運黎陽(在今河南浚縣東南)、洛口(在今河南鞏縣東北)諸倉米至此,「舳艫相次千余里」(《資治通鑒》),將這里打造成了北方水陸交通的中心,使得南北商業往來極為繁榮。

據房山《云居寺石經題記》所載,安史之亂前,幽州城內有白米行、屠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炭行、生鐵行、磨行、絲帛行等,可見當時幽州商業和手工業之盛。

可以說, 古代的幽州,是一個不輸于巴蜀的「天府之國」。發達的農業、便利的交通、繁榮的經濟,這無疑為政治軍事集團的立足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而地利上的優勢,又使得幽州這個地方進可攻、退可守,「形勝甲于天下」(范鎮之《幽州賦》),故而諸多豪強選擇在這里齊家立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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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時代的「天下強軍」

由于地處中原政權的東北邊陲,幽州自古便是胡漢雜居之地。故而這里民風彪悍, 「人多豪俠,習于戎馬」(《畿輔通志》),再加上毗鄰薊北戰馬產區與遼西鐵礦,幽州自古就是盛產精兵悍將的地方。

西漢時,武帝便多次在此征召良家子弟從軍,北擊匈奴。經過長期漢匈戰爭的錘煉,在新漢之交,這一地區的騎兵已是獨步天下的存在。漢光武帝劉秀在河北創業時,正是得益于十萬漁陽、上谷(這兩地均位于今北京境內,唐時即為幽州所轄地區)精騎的加盟,最終坐穩了天下。呂思勉先生就在《秦漢史》中說: 「光武之定河北也,實以上谷、漁陽突騎。」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

由此,幽州騎兵成為了強軍勁旅的代名詞,杜甫就在《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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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并轡金鞭垂」。而且,由于臨近游牧民族勢力范圍,幽州地方勢力還可以輕松招募到驍勇彪悍的游牧民族死士加入自己的隊伍,令其軍事力量進一步增強。

安祿山主政幽州時,其麾下就有由從幽州招募來的突厥、契丹、奚等族武士組成的部隊(安祿山的母親就是突厥巫師);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也擁有由清一色的蒙古騎士組成的「朵顏三衛」。而且, 由于幽州長期擔負著抵御東北方向上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王朝的重任,所以在此地擔任統兵將領的,也大多是能戰善戰、名震天下的良將。

就以唐朝來說,從前期的幽州大都督,到后期的幽州節度使,其任上不乏張說、張守珪、封常清、李懷仙這樣的名將。如此「強將+強兵」的組合,一旦統兵將帥的心里動了割據一方的念頭,就極容易出現公孫瓚、安祿山、劉仁恭這種盤踞幽州、與中原政權作對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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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703年1月22日—757年1月29日),本姓康,字軋犖山

羈縻政策加劇幽州與中原政權的「離心力」

我們知道,歷代中原政權在對待游牧民族政權時,除了動武這一「硬手段」外,還有懷柔這一「軟手段」。 尤其是自隋唐開始,設置羈縻州成為其常用的懷柔之策。

所謂羈縻州,就是任用部落首領為州的長官,其雖受中央冊封、名義上歸中央管轄,但實際上具有相當的自治權,不僅可以自辟僚屬、自建武裝,賦稅也不用上繳(只需象征性進貢一些土特產即可)。像燕州,就是唐朝幽州都督府轄區內的靺鞨族羈縻州。

戴胡帽的唐俑

前文已述,由于幽州長期處于胡漢雜居的狀態,所以其民族成分復雜、羈縻州較多。而這些羈縻州因為具有較高的自主權,所以并不像「常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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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對中原政權有高度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如果朝廷派遣的管理大臣能力出眾、治理得當,就可以使蕃漢百姓相安無事;但如果其昏庸無道或另有所圖,則羈縻州就會與中原政權離心離得。

像《神探狄仁杰》第二部中契丹發動的叛亂,歷史上就是因為營州(治所今遼寧朝陽)都督趙文翙對契丹族橫征暴斂,逼得契丹頭人李盡忠扯起了反旗。后來的安祿山便是利用幽州復雜的民族關系,通過殺良冒功來挑撥羈縻州與唐廷的關系,最終激怒了蕃部百姓,點燃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索。

總的來說,從唐時開始的幽州與中原的對峙(包括后來的河朔三鎮、石敬瑭獻幽云等),根源上講就是唐玄宗中后期起在邊陲問題上處置不當的延伸。幽州與中原政權「離心力」的不斷加劇,絕不僅僅是一兩個有割據野心的武夫發動叛亂那麼簡單。

由此可見,像《神探狄仁杰》這種一流的影視作品,雖然不是正史,其史料價值可能不值一提。但得益于其編導人員的良苦用心,倘若我們細細對劇中所反映案件的事發地,如幽州、崇州、涼州、揚州等進行研究,追尋其間的歷史故事,卻也算得上是了解唐代歷史地理知識的一條佳徑。

就如同探究為何幽州會成為反武勢力大本營一樣,假如我們能夠帶著對歷史問題的思考去觀看,則這樣的影視作品帶給我們的裨益將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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